▲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。（圖／記者李毓康攝）

記者杜冠霖／台北報導

37名死囚聲請的「死刑存廢釋憲案」，憲法法庭20日作念出合憲限縮的判決。對此判決，過往因小燈泡事件屡次被詢問死刑倡导的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，20日也發出本年4月小燈泡诞辰時所寫下四千多字長文，對於死刑，王婉諭坦言我方融会廢死的價值，但無法援救廢死，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真着实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非監所樣態的功令神经医院，給予犯警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等這一天到來，我智力信服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我援救廢死的那一天。」

王婉諭露出，在八年這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的日子中，她漸漸明晰了我方要的正義是什麼、什麼智力劝慰她失去孩子的疼痛。她當然不可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屬，但對她來說，真实的救贖，或許便是參與全球事務吧！但愿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，讓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吉利成長的可能。

王婉諭坦言，她積極推動《精神衛生法》與《被害东谈主權益保险法》修法，盡可能補起這些破洞，「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、給不了我的劝慰，我能透過這些全球事務的參與，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体式作陪在我身邊，讓我方能夠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斯资料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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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死刑存廢，王婉諭直言，死刑是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。當社會破灭、法律無法撫慰东谈主心的時候，社會看見有东谈主殘酷的傷害了別东谈主的人命時，整個社會的創傷、憤怒、絕望，经常使得多數东谈主不知所措、也無法撫平情緒，於是，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，或許就成了唯独的選擇。

王婉諭指出，這亦然為什麼，我們應該先找出行家真实戒备的問題、擔憂。而國家的責任，便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，一步、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。對她來說，在她的功令審判過程中，被告在屡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，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，更是相當的不利。

因此，即便她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，仍沒有信心，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。是以徐可欣 拳交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真着实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「非監所樣態」的功令神经医院，給予犯警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那麼，比及這一天的到來，她智力信服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她援救廢死的那一天。

王婉諭全文如下：

有一篇在本年4月23日開始寫的，放在資料夾很久的著述，我但愿跟行家共享。

4月23日是小燈泡的诞辰。本年的诞辰，偶合亦然臺灣东谈主權發展的坚苦里程碑：死刑是否違憲的憲法辯論。 每年的三、四月對我來說，其實都格外的勤恳。三月是小燈泡的忌辰，而四月則是她和我的诞辰。這幾年來，我不错很明晰的覺察到，我方在這段都會特別容易低潮，量能也相当的不及。

對我來說，這段時間要好好照顧我方已經相当艰涩易，是以我也沒有打開這場直播，或是去看那些事後的爬梳。事發這八年來，我有無數次被問過對於「死刑」的倡导。坦荡說，每一次我都說不明晰，又概况說，我根柢還沒想透。

同仁跟我說，我和小燈泡都在這場釋憲辯論中，被说起了好幾次。坦荡講，我並沒有很不测。以致，其實早從知谈這次的辯論後，我就一直但愿能夠作念好準備，讓其他东谈主詢問我意見的時候，我能夠好好的說明晰。关联词，事實是，即使跟許多身旁的夥伴、倡議的專家學者對話過屡次，我仍然沒有準備好。

不過這也沒什麼，畢竟死刑的存廢，本來便是一個艱難的議題，不是嗎？但我也信服，正因為如斯艱難，我們更需要開啟討論，讓國家、讓社會、讓我方試著念念考、尋找谜底。是以，這一次，我決定用一種很負責，又概况很不負責的样貌，來面對這個問題：用這一篇很長、很長的著述，來作念自我爬梳、理清頭緒的過程，跟行家聊一聊，這八年來，以致是養育孩子的這十六年來，我經歷了什麼？又有什麼樣的豪情？

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沒有選擇迴避，或許已是一種願意面對的勇敢。但我但愿這能成為一種拋磚引玉，讓行家也能一皆來想想。

【我融会廢死的價值】

我信服每個东谈主的人命經驗，會深入的影響著他的融会與念念考。我喜歡孩子，以致從小就有著但愿能有好多孩子的期待與規劃。早在學生時期，我就會看一些關於孩子怎么成長至成东谈主的書籍。也因此，從我有孩子開始，我已充分融会：他是獨立的個體，他不屬於任何东谈主。

至於真实的接觸东谈主權議題，則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後，更是在小燈泡離開之前。在養兒育女的過程中，我明晰的感受到社會中許多對孩子的不尊重。我深入意識，孩子當然有他的东谈主權，因為东谈主權是生而為东谈主就該擁有的。是以某種进度上，我是因為小孩，進而認識兒童东谈主權，再進一步的接觸东谈主權議題。

聯合國东谈主權公約「东谈主權是所有东谈主與生俱有的權利，它不分種族、性別、國籍、族裔、語言、宗教或其他任何要素地位。东谈主權包括人命與摆脱的權利、不受奴役和严刑的權利、意見和語言摆脱的權利、獲得管事和西宾的權利以其其他更多權利。东谈主东谈主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」

因如，我開始去了解更多东谈主權價值的精神，更認識了东谈主權之父「柯扎克」這樣的东谈主權大師。從他與納粹的故事，一齐到腥风血雨、东谈主權團體的倡議、廢死聯盟立場，在這些探索的過程中，打開了許多我過去曾未想過、接觸過的可能。

东谈主權是普世價值、廢死是东谈主權的趨勢。东谈主的人命權不該被剝奪，如果我們期待每個孩子都能吉利長大，我們對於东谈主和东谈主之間的殺害無法容忍、我們又怎么能招揽國家剝奪东谈主命？還是回到孩子，接觸越來越多的孩子，我信服沒有东谈主天生下來就想使壞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因著環境中接觸到的东谈主，而有價值觀的輸入，長成了天壤悬隔的樣子。

回到东谈主性本善的信服，會犯下重罪的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或大或小的被害者，當然這不及以合理化成「不错」傷害他东谈主的情理，當我們試著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壞，而是要看的孩子為什麼壞，才有機會變好，難谈大东谈主不亦然如斯？是以在理性上，我统统能融会。

【我不援救廢死】

东谈主之是以複雜，是因為不单理性，還有理性，縱然理性如我如故如斯。有些东谈主說我援救廢死，也有些东谈主抨擊我是因為選票是以才改口訴求極刑，假裝援救死刑。事實上是，在小燈泡離開之前，我融会廢死，但我無法援救廢死。

如果再犯呢？被害东谈主的正義呢？即便我信服西宾、信服感化的力量，但在他賦歸社會的時候，我們的确能確保他真实的變好了嗎？更困難的是，如果他不死，怎麼還給被害东谈主正義？家屬怎麼能招揽我愛的东谈主離開了，而他活得好好的？他難谈无须負責嗎？這是我遲遲沒有辦法援救廢死的原因，而這些疑問，更是在小燈泡離開後愈加劇烈的在我的天下衝撞。

【我經歷了什麼】

小燈泡離開後，從檢察官到法官到各界，都在期待能聽到我們對量刑的倡导，以致不在乎我們怎麼想，只但愿我們喊「你去死」、「你下地獄吧」的高度期待。

而我又經歷了什麼？相当感謝我的律師團，特別感謝曾威凱律師。在事發後，我根柢不知谈怎麼活下去，生涯過的一派混亂，一些律師的資訊從各方傳來。「律師？為什麼律師要跟我聯繫？」、「審判的過程怎麼進行？」、「我需要律師嗎？律師能幫我作念什麼？」我以致不知谈要問誰這些問題。

查了一下這些律師們的資訊，其中威凱是一又友的一又友，他是念兒福系的，就連絡望望吧！這當然不是我打的唯独一通，但在跟威凱的通話中，他是最能恭候和傾聽我們困惑的一位，而這亦然我第一次被問到量刑（东谈主權律師應該是援救廢死的吧？）我恐惧地說我不知谈，把上述那堆胡亂地訴說了一些，威凱讓我闲适，他覺得以我們的狀態，需要的應該是諮詢的對象，有一些能討論的對象，是以他建議組一個律師團，有援救死刑的、有援救廢死的，但需如果能夠理性對話的，智力提供我們各種不同的觀點，讓我們作念出決定。於是，我的律師團因此而生。

第一次的偵查庭，檢察官開頭就問我：「你對量刑的訴求是什麼？」我统统不知谈，我知谈他的行為讓我很灾祸，但我统统不知谈他的狀況，我怎麼會有谜底？我後來才知谈我這樣的反應並不尋常，就如事發那日在警局前的發言，原來出現在被害东谈主身上是那麼的突兀，但這些是我的直覺反應，想都沒想地脫口而出。

這些年，從好多东谈主的看見和叩問，我也一再地反覆問我方，我是誰？我為什麼這麼怪？成長過程中極少數被處罰的經驗，記憶中有兩次，一次是即便已用盡心力在準備，卻仍無法達到老師的条目而被打；另一次是父親因為我弄壞了什麼打我（現在想起這件事，只記得被打，以致不記得弄壞了什麼），這兩次的經驗裡，我赢得的是面對處罰的不睬解，以及依舊沒被討論的怎么彌補及改善。

更多的人命經驗是作念錯了，那我們就好好討論未來怎么彌補、怎麼預防？因為處罰改變不了什麼。即便我看似如斯理性，但事件的情緒當中，我仍會猜测，孩子便是離開了，我的寶貝就這麼離開了，那作念了壞事的东谈主，還是應該要被處罰啊，這難谈不是我唯独能為他作念的嗎？殺了一個东谈主的东谈主卻活得好好的，這有正義？這有天理嗎？

好多东谈主問我，你怎麼走過傷痛的？我得說，孩子離開的痛，我沒走過，我也不覺得能有走過的一天，能作念的或許仅仅冉冉的找到跟傷痛共處的样貌。的确太痛了，對我、對所有的家东谈主都是。在當時，我最想問的問題其實是：我跟他住這麼近，他如果沒有好，出來之後會不會再殺东谈主、會不會再殺了我其他孩子？

遺憾的是，直到功令重要終結的那一天，我都沒有赢得這個谜底。我恐懼現有機制，無法確切防範再犯，也無法完成徹底教会。因為當時，台灣並不存在职何一個灵验、足夠積極的社區處遇以及追蹤關懷的機制。尤其在行為东谈主的家东谈主連結薄弱、經濟狀況惡劣、东谈主際關係貧乏的狀態下，國家並無法保證、也尚未提议任何决策來回應，被告未來是否仍有可能產生風險。

除此除外，兇手作為精神疾患者，在面對獄中精神醫療團隊东谈主力穷乏的情況下，監所非但無法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，更有可能讓他的身心狀態惡化。在孩子離開前，我沒辦法援救廢死，在孩子離開後，我更不想增多家东谈主更多的疼痛，這些恐懼、擔憂、疼痛，最終，讓我們決定訴求極刑。

【我不援救死刑】

即便如斯，當時對於我來說，就算判決被告極刑，這樣的結論也與我所認為的正義有很大的距離。就算行兇者逝世，也無法還我孩子的人命，再給我一百次機會，我都不會願意去交換這兩個人命，因為這是對小燈泡人命的玷辱。

這兩者的人命，當然不是等值的。死刑就算能解決有問題的东谈主，但卻解決不了問題。解決了他，然後呢？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嗎？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悲劇嗎？

長期與孩子們相處，不单我方的孩子，還有一群群年紀相仿的孩子，在觀察、融会他們的過程中，讓我始終信服「事出必有因」的道理。孩子不會無緣無故的損壞，而這樣壞掉的大东谈主發生了什麼事？是我在事件之後一直想知谈的谜底，這幾年當中，接觸了許多的被害东谈主，我發現我並不孤單，許多东谈主跟我一樣想知谈家东谈主為什麼離開？而被告又是為什麼犯案？

我曾經在某次死刑執行之後不久，寫過一篇日誌「死掉了，然後呢？」我們仍然不知谈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我們更不知谈怎麼樣去預防，這是讓我很難援救死刑的原因。尤其在事情過後，國家、所有官員都讓我有一種：國家唯独判了死刑，國家的責任就好意思满了的感覺。我們的功令把「判刑定讞」當收效令正義的終點，始終還是在追求犯警真相、爭執犯警量刑，卻很少去看見犯警成因與問題。

他們都忘記了，被害者家屬心中陰影、壓力，不會因為判決而消散，而是一輩子跟隨著他們。在功令過程中，心中有許多猜疑但愿赢得解釋：「對方是不是神经病患？」、「對方的動機是什麼？」、「假釋出來後呢？我們又有什麼機制追蹤？」

太多太多的問題存在我心中，但當這些問題在我提议後，不僅得不到谜底，更幾乎是所有的政府體系的东谈主都用一種「你神往怪」的眼神看著我，以致暗意家东谈主帶我去就醫，彷彿有問題的东谈主，是我。這些過程讓我覺得爛透了，國家給的回應讓我感到憤怒，即便我不斷想要探尋解決之谈，但我卻不斷遇到鬈曲。與其加害东谈主的逝世，我更但愿國家能夠從他身上看見問題？看見我們還能作念些什麼？

【在量刑判決除外】

在八年這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的日子中，我漸漸明晰了我方要的正義是什麼、什麼智力劝慰我失去孩子的疼痛。我當然不可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屬，但對我來說，真实的救贖，或許便是參與全球事務吧！

我但愿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，讓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吉利成長的可能。我「相当幸運」地在功令的過程中看見了對方些許的人命史，同時從中看到了相当多社會安全網的破洞，以及或許能被接住但卻沒接住的人命脈絡。

他的一世中，沒有獲得任何充分的援救，社區、家庭、西宾，有無數個或許能被接住，但卻不斷墜落的時刻，這樣的人命歷程，終究讓他走上了萬劫不復的終點，更讓我孩子的人命畫上句點。

於是，補起這些破洞，是我在立法院四年起劲在作念的：讓神经病患能夠走回復原的谈路，讓勤恳的东谈主能夠有被接住的可能。是以，我從當初訴請判決極刑的擔憂開始，決心要推動《精神衛生法》的修法，我但愿能讓社會更融会精神障礙者所面臨到的窘境，並且渐渐缔造起社區端的資源，讓醫療、監所、家庭之間，不错有綿密的援救網絡，去協助他們復原。

同時，我也推動《被害东谈主權益保险法》的修法，讓跟我磋议處境的被害者家屬，能夠在轨制中，能夠有國家的協助，找到他們想要的正義與所需的劝慰。這兩個坚苦的职责，我都在四年間作念到了。

除此除外，我也盡我方所能，為許多弱勢、勤恳的东谈主發聲，因為我知谈，感受到國家、轨制遺漏我方的感覺，有多麼灾祸。是以，比起大愛的心怀，或許我始終仅仅自利的但愿，任何东谈主都別再經歷我的灾祸。且與此同時，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、給不了我的劝慰，我能透過這些全球事務的參與，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体式作陪在我身邊，讓我方能夠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斯资料。

【我有別的選擇了嗎?】

這一篇自我爬梳的著述，幾乎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，修修改改、塗塗抹抹，不斷内省、反芻、產出。最終，我才意識到，或許，我真实要修起的一個問題是：多年後的現在，我有沒有別的選擇？

事實上，死刑長年在台灣有相当高的援救度，其背後的影響因素相当的複雜，幾乎每個东谈主援救的情理都不一樣，有东谈主基於應報理論、有东谈主但愿死刑發揮威嚇恶果、有东谈主但愿犯警者被永遠隔絕於社會除外。

死刑亦然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。當社會破灭、法律無法撫慰东谈主心的時候，社會看見有东谈主殘酷的傷害了別东谈主的人命時，整個社會的創傷、憤怒、絕望，经常使得多數东谈主不知所措、也無法撫平情緒，於是，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，或許就成了唯独的選擇。

這亦然為什麼，我們應該先找出行家真实戒备的問題、擔憂。而國家的責任，便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，一步、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。對我來說，在我的功令審判過程中，被告在屡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，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，更是相當的不利。

因此，即便我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，我仍沒有信心，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。是以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真着实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「非監所樣態」的功令神经医院，給予犯警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那麼，比及這一天的到來，我智力信服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我援救廢死的那一天。